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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杰西，”

我叫道，“亲爱的！

我的大恩人！

看到你真高兴！”

她那圆圆的脸、红红的腮、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。

杰西·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，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，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、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，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，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。

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，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。

“我的天哪，路德维希！”

她说。

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”

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。

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。

“当然是在战前了，杰西，”

我说，“那时候还算幸运，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。

可是在哪儿呢？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。

是里尔[36]吗？”

杰西摇了摇头。

“是1939年在巴黎吧？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？”

“没错，杰西！

是在国际饭店，现在我想起来了。

你当时在拉维克[37]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。

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，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。”

“真正的悲剧，”

罗伯特·希尔施说，“美国也没有这东西，只有一种替代品：罗甘莓。

但不一样。

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·菲尔斯特那样，为此而回欧洲。”

“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。

他是移民来的，但这令他绝望。

他就回德国去了，然后去了维也纳。”

“不是这么回事，罗伯特，”

杰西反驳道，“他是思乡。

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，他不会英语。

这儿也没人认识他，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”

“他不是犹太人，”

罗伯特说，“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。

可怕的悖论，却千真万确。”

“他指的是我，”

杰西笑着解释道，“他仍旧这么恶毒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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