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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卢浮宫?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?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!”
“伦敦被轰炸时,全世界并未抗议,布莱克先生。”
“可卢浮宫不一样!
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!
不可能!”
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,最后他轻声说:“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。”
我默不作声。
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。
这些事雷金纳德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,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。
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,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,不够力度。
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,而你又不能帮助他,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。
不是两万人,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。
“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,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?”
布莱克说。
“如果有可能的话,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。
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。”
“不相信?那您相信什么呢?”
“我相信不可能,布莱克先生。”
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。
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。
他突然微笑道:“您说得没错。
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!
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,请您跟我来。”
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,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。
我有些茫然,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。
我爱法兰西,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,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、瑞士、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,相反,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,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。
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,更为哀伤,更让人荡气回肠;在别处,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。
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,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。
“您看啊!”
雷金纳德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。
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: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,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、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。
阳光、绿地、蓝天、白云、盛夏,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,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。
“出神入化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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