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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以。”

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。

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，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。

晚上闭馆后，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。

不许我开灯，也不能出现在窗前，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。

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，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。

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。

起初，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，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。

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，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。

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，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。

战前，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·佐默打过杂，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。

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，后来曾想做记者。

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，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。

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，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、漆黑恐怖的夜间，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。

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，我得有所作为。

首先吸引我的，是中国青铜器，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。

它们像玉石或浅绿、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，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。

在那几个月中，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，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。

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，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，直到某天夜里——是夜，半月洒下青光，春季风暴强劲吹拂——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，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。

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。

在那短短的瞬间，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，只有那不平静的夜、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，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，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，他活着并倾听着，以致忘记了自我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，达到一种忘我境界。

几个星期以后，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，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。

他知道我可以信赖，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，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。

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。

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，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。

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，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，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。

除了他之外，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。

有一次他病了，不能来博物馆，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。

后来，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，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，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。

有时，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，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。

我很爱西比勒，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，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。

在她身上，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：自由、无忧、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。

我也无法想象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。

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，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，温暖、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。

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，他叫喊了一整天，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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