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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过往的认知里，那就是快餐式的、博眼球的文化消费品，与他想追求的“电影艺术”

相去甚远。

然而，当他真正静下心来，抛开那些虚无的架子，去了解唐诗琦发来的几部他们团队的代表作品，去研究当下短剧市场的生态时，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开始松动。

他看到了那些紧凑的节奏、精准的情绪引爆点、以及虽然直白却极其有效的情感传达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了观众真实的、热烈的反馈——那些在屏幕前或哭或笑，沉浸其中，并为之付费的普通人。

他开始意识到，文化娱乐的演进，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，而是自下而上的选择与推动。

《诗经》最动人的是“风”

，是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

的鲜活质朴；当它走向庙堂，变成“雅”

、“颂”

的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”

时，便也走向了曲高和寡的落幕。

同理，唐诗璀璨到了极点，演变成了严肃高雅的艺术，普通大众难以参与，便转而投向更为灵活的宋词。

士大夫们参与进来后，宋词从又最初勾栏瓦舍的“淫词艳曲”

逐步走向“千里共婵娟”

的高度。

包括后来的元曲、明清的小说、戏曲，乃至电影本身，莫不如此——最初都是大众找乐子的新玩意儿，在人民的喜爱和参与中蓬勃发展，最终才被赋予“艺术”

的冠冕。

从来都是人民群众在前面走，艺术家们在后面追。

而他最初拿起摄像机，最朴素的愿望，不就是想讲好故事，给人带来一点快乐、一点触动吗？

快乐本身，何来高低贵贱？

想通了这一点，某种淤塞已久的东西仿佛突然贯通了，于是陈易安答应了唐诗琦的邀请。

加入唐诗琦的小团队，对陈易安而言，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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