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4章 陪李丽质夜钓（第2页）

的直接否定。

通过释放死囚、信任其“如期归狱”

，太宗向天下传递了两个信號：

唐朝不再是“以刑惧民”

的政权，而是“以仁待民”

的政权。

君主並非“视民如草芥”

的独裁者，而是“体恤人情”

的贤君。

先秦以来的法治思想多强调“以刑去刑”

，而唐太宗则尝试以“道德教化”

补充法治。

死囚虽犯死罪，但仍有“亲情需求”

与“人格尊严”

，“纵囚归狱”

正是对这一人性的尊重。

李世民的逻辑是：若政权能给与百姓基本的人道关怀，百姓便会以“诚信”

回报政权，进而形成“君仁民信”

的社会秩序，这比单纯依靠刑罚更能实现长治久安。

贞观初年已制定《唐律》，强调“法不阿贵”

“刑当其罪”

。

但李世民並未將法律视为“僵化的工具”

。

“纵囚归狱”

的特殊性在於前提是“已依法判死刑”

，而非否定法律权威。

后续“赦免”

是基於“囚犯守诺”

的特殊情节，属於“法外酌情”

，而非破坏法治。

这一举措实则確立了贞观年间法治的“柔性原则”

。

法律是底线，但在不违背核心原则的前提下，可兼顾人情与现实。

避免因“法过於刚”

而激化社会矛盾，为后世“礼法合治”

提供了早期实践样本。

“五娘，其他的事情，你写信我都没意见，这件事別告诉世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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